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中国经常把将要开始的奥运会称做百年奥运。奥运对于中国人所寄托的不仅仅是体育盛事。恰巧，我前段时间也看了《走向共和》。看了五十九集，四十多个小时，不借这个机会写两句对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的评论，似乎有点对不住。

中国的轨迹很多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阳光下没有太多新鲜的事。

（一）

让我们从剧中很靠后的一幕说起 。孙中山，国父和民主先声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中国革命党，也开始搞起个人效忠和集权的党务。盖因他开始深刻意识到没有集权和统一的思想，要想实现他所追求的民主，过程缓慢而痛苦，迎接他的往往是失败 —— 11个国民党的总督竟只有2个相应他党魁的革命号召。政治理想和口号固然动人，但事到临头众人看重的毕竟还是自己的屁股和脑袋。孙终于明白而黄兴还没有明白的道理：改良路线的政党可以民主而松散，革命则一定要有集权。

孙没有成功。蒋借着黄埔校长的威望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 而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显然明白这个道理。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虽然已经无命可革。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的专利。毛也有二次革命，文化革命。其动机至少在部分上和孙的动机是一致的。恰巧毛走的也是孙的那个思路。要想为民主做成事，首先要有集权。默认和放任神话是毛认为可行的. 最终为集权而付出的代价。

政治家和政治不同，政治思路却没多少区别。

该剧讲述的岁月，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蒋却在剧里也露了一小面，虽然编导并没有挑明。一个日本教官指着花盆里的泥对中国学生说，一个泥巴里有很多细菌，好几亿，就像四亿中国人那么多。有一个学生非常生气，冲上讲台抓起一个泥巴，说这个泥巴里有一亿细菌，就像日本人那么多。这个人就是蒋中正。

自中国近代革命以来，孙，蒋，毛等这些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不同，个人作风和态度不同，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理解不同，但却都是民族主义者。

（二）

《走向共和》对历史的叙述比较以前的有比较大的进步，或者说更加接近于现在的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人物形象也不再单一。

相比较，某些流行的历史写作则从一种激进走向了另一种激进。翻案似乎成为一种时髦。这也不难解释，因为翻案本身就是一独立的观点，不管是不是正确，总也是能吸引眼球的。倘若关公战了秦琼，用现代的眼光解读了历史人物的心理，那也是关公自己倒霉。成为历史的人是没法为自己辩护的。

华盛顿是一个黑奴拥有者。他直到自己死后才解放拥有的黑奴。在遗嘱里写明在自己妻子死后给奴隶们自由。但这并不妨碍华盛顿的伟人声誉。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更是对华盛顿敬佩有加，对他没有自己称帝啧啧称奇。虽然，事实上当时北美的政治现实并没有称帝的基础。伟大的政治家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但社会政治的基础还是大众。

在对中国百年间的反思之作中，我也读到过一些著名“写手”，也就是把握了对解释历史有相当话语权的人，写的作品。在那儿，袁世凯慈禧等都俨然成了伟大正派的救国救民人物。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时候往往忘却了自己从哪里来现在站在哪里。

中国历来有一种奇怪的传统，矫枉必须过正， 但看百多年来的政治和思潮无不如此。而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被随着人们的心意打扮。

（三）

矫枉过正这个词很值得研究。盖“矫”字包含了权威的含义。就好比上帝来到了诺亚所在的城市，决定让那里的人们为了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引领一个古老人口众多的国家摸索现代化的道路，需要非凡的见识和勇气，要在短期内做成事业，集权也不可或缺。问题在于，在中国权利一旦获得，却没有自我约束的传统。与之相随的，是百年间的革命和政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即使做的是有益的事情，可不可以用不正确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的位置。成王败寇在我们的历史中占有相当的市场，而实用主义也不是到了邓时代才发明的专利。

（四）

百多年的近代史是从战争，确切地说战败开始的。因此而生的国民心态和政治也是急切而“功利”的。具体说就是要强国。1876年的纽约时报说国人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在讽刺现在比如说西藏的某些宗教保守人士。不，显然不是，若是对他们，但凡要用香格里拉乌托邦等寄托美好情愫的词汇的。但该文显然不太了解中国人，也没有预测对中国的历史。国人对战败以来的历史赤裸裸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

以强国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缺点是并不稳定，需要依靠强人。立宪人士也好，后来的革命家们也好，终究都是精英政治，拉着中国这头老驴上磨。

欲求稳定的政治，则需公民思想普遍进步，知政治为何物，人人皆为强民而强国，于妥协中寻发展。现在的人喜欢把历史的功过都推到政治家的身上。而孔子说：吾一日而三省。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叫鲁迅的名字。

（五）

看得出剧中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给于了很多人性上的同情。

中国人喜欢讲大义和小节。事实上我们经常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大义随着时代和思潮的变化给于不同的评价。

慈禧，也曾稳重抄持，也曾励精图治，甚至有过虽面对十一国不惜一战的气节。但终其所为，义与不义，终究是“家天下”出发点的结果。可以说战争对于她来说并无失败一理。战则胜之固然好，输了也不大要紧，赔钱的自有广大人民。

李鸿章， 这曾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的人，一度被许多人称为卖国的人，据说对中国的外交做出过很大的贡献，鞠躬尽瘁。然其始终所信奉不抵抗态度，甚至在兵战既成事实时，实行东南互保而拒中央之命。待国破之日，虽拼力外交力争，免于兵战的东南各地可得免于背负战争赔款为政治赎身哉？ 就好比今日若有国家以人权为籍口出正义之师，半个中国不战可得免生灵之涂炭？大义的判断基于立场不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中国再破落也是一个大国，列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能力，城下之盟，有或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李鸿章区别不大。

袁世凯，李之后的另一政治强人 ，他的个人野心成全了他作为结束帝制的第一人，他的才干让他在中国的洋务和开放的道路上颇有建树。然当时的洋务主要不过用垄断的权力和国际资本结合谋取利益，他赖于成家的北洋新军也鲜有为国打过什么仗，反而在他身后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基础。

康有为， 戊戌变法的失败者。他是近代的亲改革者。但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和变法失败后不太光彩的所做所为，离大义又相去甚远。康实在是中国海外人权人士的祖先，褒贬如出一辙。

离得远的人看大义，离得近的人看小节。大义难喻。

野心和投机在中国一直是个贬义词。但野心和投机其实并不可怕。所有这些人的悲哀在于，没有机制和环境让他们的野心和投机和大众的利益结合一致起来。大众的政治才能让政治强人为大众而谋利。

（六）

渐进的改革在中国的成功被广泛称颂。这种经验同样来自一百多年前的实践。百年前还有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的争论。这个假命题吵到现在也没有找出答案。

为什么说是假命题呢？因为如果是全民进步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少数精英做出的选择，等到了民富民强，人民需要政治表述的时候会做出自然的选择。“中学”也好，“西化”也好，抑或到时候并没有“中学”和“西学”的区别。文化是流动性的。

同理，所谓中国特色应该是自然的产物，本是抹不去的东西。如果需要标榜和预设中国特色，反而让人怀疑卖瓜的人广告中的成色。

（七）

说到战争和条约，甲午只是败了海战，北京的中央政权受到了威胁，迎来的是马关条约。后来面对史称八国联军的十一国军队，又是败了，政权逃出了北京。于是有了辛丑条约。其实外国联合的军队不过区区数万人，伤亡不过两千余。 大批中国的军队并没有加入战争，南方自保不必说，国家操练的北洋新军也没有加入战争。虽然义和团是始作蛹者之一和参战的力量，但“人民战争”并没有发生。把不平等条约简单归结于落后就要挨打似乎并不全面。多年后的五十年代，同样面对“正义”的联合国军，同样面对自己远远赶不上的现代武器，中国军队却打得并不难看。

西方人把当时的中国称为一盘散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毛为首的一代人促成的新中国的建立，重要的不是社会主义或其他主义，是让中国社会重新有了向上的精神动力。

（八）

奥运被不管是中国当局还是其他国的媒体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标志。这个融入的过程和探索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

事实上，中国道路的选择一直就受着西方的影响, 包括强国的诉求和西人颇多侧目的民族主义。

无数人指出现今中国社会的浮躁，而这种浮躁的社会沉淀从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浮躁是落后挨打之后的不自信的结果。

理想的中国政治应该是国内民智开启，新兴阶层进入社会各主导领域的结果，是先强人后强国。但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时间和耐心。战争没有给中国时间和选择。强国，民族主义，和激进的变革占据了主导的市场。欲速而不达。

二战后的战争，战胜的发达国家也注重不强加太多不平等的要求给战败国，这是不是历史的进步和教训呢。

(九)

现在北京奥运会终于来到了。有些该圆的梦也该圆了。是否，就让比赛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干些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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